摘要：是嵇康、阮籍等竹林士人在极其险恶的社会环境里排除了彼岸之存在，将人生的超越确立于此岸世界，并昂首世外，于世俗人生之上开掘出一个丰富的精神之域，使处于黑暗、残酷社会中的生命有了一道亮色和希望，为人生于此岸获得超越开辟出一个广阔的领域。东晋张湛把目光转向人体自身，将人生超越明确为一种无拘无束的心理活动，并通过对“心”的深入探讨而为人生于此岸的超越寻找到坚实的依据。而东晋士人，其中特别是陶渊明等人俯首向下，通过对山水田园之美的感悟和揭示，将人生超越同自然景物、日常生活融在了一起，使精神的家园终于被牢固的建构在俗世红尘，由此而将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于佛道二教兴盛发达的年月里依然维系在了理性的层面。

关键词：魏晋时期 士人 人生超越

魏晋是一乱世，数不尽的天灾人祸一个接着一个地纷至踏来，将人们抛掷在生死线上煎熬、挣扎。然而，面对着无数灾难的折磨、蹂躏，魏晋的士人并没有丧失生存的勇气，他们直面惨淡的人生，于俗世红尘中建构精神的家园，于山水自然、日常生活里获取人生的超越，努力地将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在佛道二教兴盛发达的年月里依然维系在了理性的层面。

一

在我国古代的历史上，曹魏末年的政治可以说是最为黑暗、残酷的年代之一。公元249年即曹魏嘉平元年正月，太傅司马懿父子趁大将军曹爽等奉齐王芳谒高平陵之机发动兵变，残杀曹爽、曹曦以及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桓范等大批名士，“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1〕P20)致使天下“名士减半。”（〔2〕P759)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司马氏父子又一次次地将屠刀举起，杀夏侯玄、杀李丰，杀大臣、杀皇帝，把社会演变成了一个鲜血四溢的大屠场。

“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3〕P326)“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3〕P312)“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悽怆怀酸辛。”(〔3〕P314)屠伯的刀，同类的血，使竹林时代的士人强烈地感到社会的残酷和生存的艰难。《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名士传》曰：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同书《任诞》曰：“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同书《栖逸》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由此可见，竹林士人们面对着残暴的社会现实也曾经痛苦地徘徊过、消沉过、绝望过。但是，最终他们并没有逃避社会现实，没有失去生存的勇气，也没有倒向宗教的怀抱去追求“美好幸福”的彼岸世界，而是立足于现实，在弥漫着血腥味的“人间世”里艰难地跋涉、前行。

在苦难深重的年代里，人们很容易普遍地丧失面对现实的勇气，而转向对宗教的热衷，将希望寄托于来世或天国，以此来获取对现实人生的超脱。而魏晋之时，也正好是我国历史上宗教势力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外来的佛教，还是本土的道教，此时都表现得异常的活跃，极乐世界或羽化登仙的承诺，确也诱惑了许多人的向往和追求。

但是，在竹林名士看来，这是不可取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们的理论里，人是神与形的统一，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4〕P1324)神不可能脱离形体而进入天国或来世独立的生存，这也就决定了超越只可能是在现实人生里实现。诚然，嵇康也曾相信神仙的可能存在，但他明确地提出，神仙“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4〕P1324），也就是说，神仙乃天生使然，不是通过宗教修养的途径可以获得的。作为芸芸众生，则根本与神仙无缘，人生的超越只能于此岸世界里寻求。

至少从殷周更替之时开始，每当社会进入“邦无道”的乱世，总有一批所谓的“隐士”为了维护人格的独立和保命全身而远离社会，躲进深山老林与世隔绝，过着“禽生而兽死”的隐逸生活。而这种远离红尘的隐士生活于竹林时代确也吸引过士人，如阮籍、嵇康等就曾追随过当时的著名隐士孙登于山中盘桓多年，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返回到俗世红尘，并且从思想上划清了同隐士的界线。阮籍于《大人先生传》中批评隐士说：“恶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争求，贵志而贱身，……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丧体。”在竹林名士看来，所谓的隐士，尽管他们的形体逃避社会，远离红尘，但其心仍存尘世之中。他们“贵志”、“求名”，其结果必然是要为“志”、“名”所累，不可能获得人生的自由和超越。而这种以“贱身”、“丧体”为前提的追求，也正是竹林名士所反对的。他们认为，理想的生存则不应该逃避社会，所谓“太初真人，唯天之根，专气一志，万物以存，退不见后，进不睹先，发西北而造制，启东南以为门，微道而以德久娱乐，跨天地而处尊。夫然成吾体也，是以不避物而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