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混乱的年代，然而，于其黑暗、混乱之中，却透着一束光亮，千古不灭，恒久弥新。

如此耀眼的光亮源自于一群由道家思想陶冶出来的风流倜傥、卓尔不群的名士，是他们以其博大、超越、深情、艺术的心境，为历史塑造出一幅闪烁着光辉的永恒画卷，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可以亲近、触摸的真实，为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我们提供了可以安顿躁动、迷惘心灵的别一去处。

春秋战国之时，当儒家将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提升于万物之上而把目光聚集于社会，精心地编排、规范着各种人际关系，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之心来体现其心境的宽大之时，道家却将目光投向宇宙的初始和深处，消解人的中心主义，喊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口号，凸现出一种比儒家更加博大的心境。山川草木、鸟兽禽鱼、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平等的存在，都是人类亲密的朋友，都要以一种平等、关爱的心境去与之接触、沟通、和谐共处。

“方寸与太虚齐空”，（《列子注·天瑞》）魏晋名士把他们的心境扩充到宇宙一般的广大。“王司州至吴兴印都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这是以无比宽广之心境面对着天地自然的一种全新的发现和感受。人们依偎于自然的怀抱，自然亦走入人们的心中，彼此交融，浑然一体，心境的扩充获取的是心灵的慰藉和愉悦。

魏晋名士是道家思想的实践者，他们自觉地将先秦道家的“物我为一”思想由文本上的理论转化成一个个具体、鲜活的行为，由此而呈现出一幅幅烙刻于历史的动人画卷。

“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锻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世说新语·言语》）设身处地，推己及物，以平等之心善待一切，让天地间所有的生命都本然的生存，让飞禽走兽也能享受到如同人一般的高贵、尊严和自由。在这里，人的中心主义被消解，“物我为一”的思想得到了深刻且具有实践意义的诠释。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已。太傅时年七八岁，著青布绔，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世说新语·德行》）“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世说新语·黜免》）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物，魏晋人都怀有一种深深的怜悯之心，将其视为与自己紧密相连的一部分而予以同情、呵护、善待，这不正是后来宋人倡导的“民胞物与”思想的充分显现么！只不过，在魏晋人那里，“民胞物与”不仅只是思想，他们将博大的怜悯之心融在了自身的行为之中，由此而显得分外的真实、光亮、可亲可敬。

当魏晋名士以无比宽广的心境面对着世界的时候，人性中的善便自然地显现了出来，不需要圣人的说教，也无须社会的规定，他们自觉地将胸中的善注入自身的行为之中，让世界充满爱意，让社会洋溢美好，让人生焕发光彩。《晋书·阮籍传》曰：阮瞻“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终日达旦，无忤色。由是识者叹其恬澹，不可荣辱矣。举止灼然。……瞻尝群行，冒热渴甚，逆旅有井，众人竞趁之，瞻独逡巡在后，须饮者毕乃进，其夷退无竞如此。”阮裕“终日静默，无所修综，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车，借无不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后裕闻之，乃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命焚之。”《世说新语·任诞》曰：“王长史、谢仁祖同为王公掾。长史云：‘谢掾能作异舞。’谢便起舞，神色甚暇。王公熟视，谓客曰：‘使人思安丰。’”舞蹈本为社会地位低下的伶人之事，但